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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 助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

  策划人语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国。在金融业中,保险走在了开放的前列,外资保险巨头纷纷涌入中国保险市场。20年过去,中国保险业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外资险企在中国保险市场中融入、探索,将先进经验带入中国,在实践中与中资险企共谱高质量发展篇章。

  站在入世20周年的时间点上,我国保险业在新一轮的对外开放中正走向一个全新的高度。本期特别策划一组报道,梳理今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与成绩,探讨“十四五”时期如何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对外开放。

  2001年12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根据入世时的承诺,保险业成为我国金融业开放力度最大的子行业,由此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

  2018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并取得显著成绩。截至2021年6月末,境外保险机构在华共设立了66家外资保险机构、85家代表处和17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在华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1.94万亿元。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也是我国保险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入世以来保险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这一话题,《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

  《金融时报》记者:入世给我国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郭金龙:入世意味着我国保险业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范围并与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全方位接轨。一方面,给我国保险市场带来竞争压力与风险传染问题;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市场引入了大量的外资、先进的管理经验、丰富的保险产品供给和创新能力等。

  从挑战的角度来看,入世以来,我国险企面临多维度的竞争压力。随着外资保险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业务的不断开展,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入世后,政府不能通过行政手段或特殊政策对国内险企予以保护,保险公司只能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地面对技术、价格、服务、信息以及人才等方面的多维度竞争。

  与此同时,监管难度加大。入世意味着我国保险业要与国际保险市场进行全方位的接轨,如何以我国国情为基础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监管体系,成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与外资保险公司不断涌入相伴而生的,是竞争主体成分复杂化、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剧、监管标准的不一致以及法律法规体系的不适用等一系列监管难题,如何在扩大开放的环境中维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稳定发展,对保险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

  《金融时报》记者:入世给我国保险业发展带来了哪些机遇?

  郭金龙:就机遇而言,首先,入世后,外资保险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观念与业务经验,这对我国保险行业产生了良性的示范效果。随着我国险企自主权的提升以及外资险企将全球业务经验与资源不断带入国内,国内险企通过汲取国外先进的管理和业务经验来更新自我,进而促进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的提升。

  其次,提升了我国保险机构的专业化水平与服务水平。随着入世后对外资险企各种贸易壁垒的逐步放宽或取消,外资险企与国内险企之间的竞争愈加公平,企业最终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之下,通过破产、收购及兼并等方式,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及服务水平。

  最后,丰富了保险产品供给和创新,更好地满足了保险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对外开放能够在竞争中提升我国保险业的专业化水平,扩大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从而满足不同人群对保险产品的有效需求。以保险深度与保险密度为例,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时,保险深度仅为2.2%、保险密度为162.9元/人,而到2020年年底时,两项数据已经分别达到4.45%、3191.52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我国保险业在扩大对外开放后,满足人民多样化保险需求的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2018年以来我国保险业加快对外开放进程取得的成果?

  郭金龙:2018年4月至今,银保监会先后对外发布了3轮共计34条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措施,其中涉及保险业的有14条。

  以保险中介业务为例,2018年以来,银保监会正式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允许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12月17日,银保监会印发了《关于明确保险中介市场对外开放有关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准入限制。这些举措有利于外资保险中介机构扮演好中介服务角色,发挥风险定价与风险管理能力,弥补我国保险市场技术水平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强的问题,从而改变粗放式的经营模式;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保险消费者,尤其是中小企业与个人,享受到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专业性服务。

  中小企业是经济创新动力和保障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群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细胞”。允许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利用其先进经验、成熟技术和全球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国际领先、全面的风险管理和保险经纪服务,是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选择的保险经纪公司范围有所拓展,市场竞争程度提升也有利于改善服务质量。

  在放宽外资机构和业务准入条件方面,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要求,自2018年7月28日起,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2019年7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明确,对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不再设限。2021年3月19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删去“外国保险公司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合资在中国境内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1%,外国保险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合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比例限制”的内容。

  出台推动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举措,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通过逐步放宽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重,提升保险业对外开放水平。二是构建更加公平的竞争市场,通过放宽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占比以及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申请人条件,有利于中外资保险机构的公平竞争,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三是防止监管套利,逐步实现中外资保险机构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不仅有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有利于减少监管套利的问题,有效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对外开放,对于保险业更好地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郭金龙:首先,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保险功能的实现。保险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分散风险、补偿损失。随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险主体范围增加,承保能力扩大,风险分散所依赖的大数法则基础更加稳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保险在时间、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进而实现损失补偿的水平。同时,我国保险市场还可以通过再保险方式实现国内风险的国际化分散,在增强保险人承保能力的同时增加营运资金,更好地帮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实现风险转移,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保险业开放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保险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为国内企业带来新的管理观念与业务经验,有助于提高后者专业程度及服务水平。第二,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产品脱离保障本源、“保险不姓保”的问题,外资险企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产品开发理念会对我国保险产品起到引导作用,促进国内险企规范管理、保险产品回归保障本源。第三,保险业扩大开放还可以提升保险科技创新水平,从而有助于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保险科技创新可以在产品设计和客户捕捉环节降低成本,并根据不同客户层的需要设计针对性与实用性更强的产品;另一方面,保险科技还可以在监管环节持续赋能,降低监管成本并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最后,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以推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意味着优秀的保险机构、保险产品及相关人才不断引入,不仅可以丰富保险产品供给、在供给侧满足保险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可以通过引入在信用评级、风险管控等方面有专长的外资机构激发市场活力。例如,近年来一系列放宽外资机构及业务准入条件的政策措施相继落地,银保监会陆续批准设立首家外商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外商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批准改建首家外商独资人寿保险公司等,坚持吸引具有专业特色的优质外资进入我国保险市场,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保险消费者的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