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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新中国金融事业大幕

访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

  策划人语: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回首瑞金的黄壁灰瓦房里,银币第一次被改刻“工”字样;长征中,毛泽民行长带领中央银行员工,肩挑手扛几十担银元,用鲜血和生命保障部队供给;在延安窑洞里,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基础上,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庞村会议和华北财经会议的算盘声中,新的财经工作方针与核心管控指标得到确定,为解放全中国提供了财经制度的保障;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中国人民银行走上历史舞台……

  历史可以启迪智慧、鼓舞勇气,帮助我们牢记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初心。回首金融往昔,鲜活真实的历史是最好的证明: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基础,来自人民群众。中国人民伟大的金融实践与丰硕的实践成果,是唯物主义史观的鲜活案例,成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客观体现。

董必武、南汉宸塑像

  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后,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发生了根本变化。在统一的财经工作部署下,各大解放区的财经工作逐渐统一,各家红色银行发行的钞票相互流通并逐渐统一,新中国的中央银行酝酿诞生。此时,国统区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四字的信誉损失殆尽;解放区物资匮乏,印制技术欠缺;全中国即将统一,结束多家银行、多种货币并行的需求迫在眉睫。中国人民银行在历史洪流中的出现,拉开了新中国金融伟业的大幕。

  财经工作的幕后对决

  《金融时报》记者:华北财经会议后,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

  马林:董必武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后,向中央进行了细致汇报,他写了48页电文汇报手稿,对建立统一银行,发行票币等工作进行了细致研究。在电文中,董必武特别提到“刘(少奇)特别提醒我,注意不要过早的勉强统一”。此时,董必武已经意识到,财政不统一,只是统一金融,并不是上策。只有统一供给标准,才能有效控制财政支出,从而,货币统一才能提上日程。

  毛泽东曾给刘少奇发电,特别强调,要把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此时,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由董必武担任主任,南汉宸、薛暮桥、杨立三、汤平任副主任。华北财经办事处统一领导各解放区财经工作。此时南汉宸的主要职责,是负责组建新中国的中央财政及银行工作,创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47年,军事斗争愈加激烈,后勤补给也遇到了一定困难,统一的财经管理体制,为军事斗争提供了切实保障。

  1947年10月,杨立三在给中央的电文中指出,刘邓野战军,其后勤供给繁重和艰巨程度达到了空前,尤其是晋冀鲁豫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已将超过红线,即20%。毛泽东随即发电给陈毅、粟裕,提出要熟悉无后方作战,建立无后方的作战思想,一切从敌方、敌区补给。

  1948年3月-5月,在临汾战役的战勤统计来看,参战部队61000余人,75天中动用民夫工501万人次,比例为1:1.09,稍稍超过了战时一兵一夫的比例,徐向前曾就此作了检讨。

  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包围盘踞陈官庄的敌军主力。1948年12月12日,粟裕给中央发电,提到“部队连续作战,日夜不停,长吃不到油盐,甚为疲劳。建议……猪肉半斤,举行餐会,恢复体力”。为适应斗争需要,中央回电“每人猪肉一斤”。粟裕等60万大军合围的同时,60万斤猪肉运到前线,阵地上埋锅烧火,这令风雪中吃草根,啃树皮,吃观音土的蒋军士兵士气大跌,纷纷投诚。统一、严格的财经管理,为军事斗争的胜利,特别是重要战役取得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军事斗争背后,国民党当局没有像我们一样实行精确严谨的财经管控,国统区内法币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侧面证明了,我们的财经工作是正确的。军事对决的背后,一定是财经工作的对决。可以说,国民党是被算账算死了。

  中国人民银行的诞生,就是在解放战争、财经统一的大潮中应运而生。

中央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复电文

  人民银行,人民的银行!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名称确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其背后有什么缘故?

  马林: 1947年9月14日,邓子恢、张鼎丞、舒同三人给中央工委发电,建议联合六大解放区的各家银行,创办“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

  董必武对这封电报给予了高度重视,但对“联合银行”或“解放银行”的名称不甚满意。董必武找到南汉宸,给他看了9·14电。南汉宸认为,全国很快就要解放,建立统一的银行,准备工作要提早进行。但是,现有的印钞厂,工艺设备原始,纸张、油墨奇缺,甚至还在使用原始的石印机,难以印制出适合全国发行的纸币。另外,如果银行名称不能确定,很多工作无法确定,钞票设计、制版工作更无从着手。“如果名称不定,一切无法进行。”于是,董必武指示南汉宸,广泛征求意见,早日确定银行名称。

  此时,南汉宸想起了老战友何松亭,长期从事金融工作和地下工作的何松亭,时任晋察冀边区银行副行长,南汉宸向他征求意见。

  何松亭说,新中国的银行,无论如何都不能叫中央银行!

  当时,国民党当局的中央银行,其发行的法币严重贬值,百姓怨声载道。后又发行金圆券,也遭遇严重贬值。百姓曾有“谈虎不色变,谈中央银行色变”的经历。人们对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进而对中央银行也完全丧失了信心。

  何松亭认为,我们解放区的各级政府叫人民政府,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机关报称人民日报,因此,我们的银行不如叫“人民银行”。

  听到“人民银行”四字,南汉宸当即表示同意。他立即将“人民银行”的名称汇报给董必武,董必武随即加上“中国”两个字,“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就此诞生。

第一套人民币伍仟圆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华北财经会议召开后不久,很快就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

  马林: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有三个时间窗:其一,理想中的时间窗,为1947年年底;其二,计划中的时间窗,为1949年1月1日;其三,现实中的时间窗,为1948年12月1日。

  1947年9月下旬,在南汉宸的陪同下,董必武出发赶到阜平,考察代号为“大新公司”的印刷厂。见到简陋的设备,落后的生产能力后,董老陷入了沉思。当晚,董必武就下榻印刷厂。晚上,董必武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他经过一夜的精密计算,严谨地考量了石印机、打号机等的生产时间和产量。当时,解放区人口超过1亿,需要纸币量很大,而全国解放后,4亿人将使用新中国的纸币,现有的工艺水平根本不能满足印制需要。

  而如果银行名称不能及时确定,则票版的设计、制作等工作无法进行,也更谈不上下一步的印刷、裁切等一系列工艺流程。考虑到印制新中国货币是需要大量时间准备的,因此董必武给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发电,说明拟定名称为“中国人民银行”,征求其意见,刘少奇立即回电“工委已同意,照发,刘”,请示行名的电文发到了中央前委。

  1947年9月25日,转战中的毛泽东及中央前委已经来到了神泉堡。1947年10月8日,中央前委电文批复“目前建立统一的银行是否过早一点,进行准备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银行的名称,可以用中国人民银行”。由此,“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正式受到了中央的批准。

  随即,中央工委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办公地点就设在华北财经办事处。南汉宸任筹备处主任。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布告

  翻开金融历史新篇章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拉开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大幕。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怎样的意义与影响?

  马林:人民银行筹备处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就是联系东北。

  东北背靠苏联,当时苏联能够生产水纹纸,可用来印制钞票。于是董必武决定,向苏联购买水纹纸,并委托东北解放区印制人民币。其后,董必武对票样尺寸、基本形制都进行了详细制定。在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名由董必武题写,“圆”“角”“分”等字样也由其题写。

  印钞之外,人民银行的重要工作就是金融统一。

  在统一领导下,各个解放区及各个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按照“三纵两横”的格局逐步统一:

  “一纵”是晋绥解放区、陕甘宁解放区,货币相互流通,同时,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统一为西北农民银行。1947年11月起,不再印制陕甘宁边区货币,流通领域继续流通,两区货币汇率比价调整为1:1。两个解放区财政、金融、军事、党组织逐渐开展全方位的统一。1947年11月,完成了两区统一。

  “二纵”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军区,成立华北局,刘少奇主持工作。两区政府合并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兼任人民政府主席。同时,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货币逐渐过渡为完全相互流通,停印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

  “三纵”为山东解放区、华中解放区的合并,1948年11月,两解放区合并为华东解放区,两区银行以北海银行为主,货币相互流通。

  从此,关内六大解放区合并后为三个解放区,而后,合并后的三个解放区的货币又相互流通。曾经,华北、华东两解放区货币比价不同,我们运用物资调配和控制银根的方式,调整比价,最后完成了各个解放区货币1:1自由兑换。

  此时,人民银行计划在1949年1月1日成立。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提前结束,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发去密电,让他们率领队伍提前隐蔽入关。

  1948年11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第三次政务会议,南汉宸提出,平津即将解放,但解放区现有8种钞票,提前发行统一钞票已经迫在眉睫。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时间,比计划中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张贴布告,宣布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统一货币。

  新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为南汉宸,关学文和胡景沄任副总经理。

  随着平津解放,1949年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迁址,从石家庄小灰楼迁往北平西交民巷,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旧址。

  1949年10月29日,新中国政务院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沄任副行长,并重新刻印行章。

  至此,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大幕就此拉开。(中)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