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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探路高质量发展的“上海经验”

  上海一直是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特别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指引下,上海是如何积极作为的?取得了哪些宝贵经验?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浦东新区于2021年喜提“立法权”,又将如何以此为契机,更好支持高质量发展?

  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

  《金融时报》记者:

  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金融业该如何适应绿色发展的新要求,推动自身业务的转型,更好支持绿色发展下的投资需求?在这方面上海有何经验?

  金鹏辉:服务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工作的重点之一。我认为,金融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主动作为。一是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制定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建立绿色低碳相关治理结构和考核机制。二是加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发行绿色债券,探索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三是积极开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逐步提升披露能力,扩大披露范围,探索开展金融机构碳核算。四是构建绿色金融风险监测防范机制,积极探索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绿色金融风险识别能力,主动开展环境风险量化分析和压力测试。

  去年,上海市发布了《上海加快打造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意见》,从7个方面提出24项举措,明确了上海绿色金融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认真贯彻落实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关于绿色金融的工作部署,推动金融助力绿色低碳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完善绿色金融激励约束机制。印发《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金融评价实施细则》,评价结果纳入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评级。印发《上海金融机构绿色贷款报数指引》,严防数据造假和“洗绿”。截至2021年末,上海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2.1%;2021年,上海绿色债券发行金额同比增长超过4倍。二是支持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充分发挥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碳减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域的信贷支持。截至2021年末,上海金融机构已发放碳减排支持工具贷款37.5亿元,预计贷款带动的年碳减排量为75.2万吨。牵头印发《上海市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操作指引》,推动有效盘活碳排放权资产,支持金融机构在碳金融领域积极创新实践。三是引导金融机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启动上海银行业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指导浦发银行、上海银行等6家中外资试点机构完成了“2021年中期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在业内形成示范。开展银行机构气候风险压力测试和电力、钢铁重点行业碳排放压力测试。四是促进长三角绿色金融协同发展。上海总部协调苏、浙、皖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实现了长三角绿色金融评价标准的基本统一。会同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等单位联合发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助力一体化示范区尽快实现“双碳”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

  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浦东新区喜提“立法权”。此后也数次发布新的法律法规,围绕营商环境、社会治理、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加强立法。您认为下一步浦东新区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立法?

  金鹏辉:全国人大授权上海人大制定浦东法规,使浦东新区高水平制度供给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为用足用好浦东新区法规,进一步推进浦东新区金融高水平改革开放,我们对在沪金融机构、支付机构开展了调研,立法建议主要集中在绿色金融、跨境金融服务、金融数据管理、金融争议解决机制等方面。前一阶段,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会同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起草了浦东新区绿色金融法规的建议条文。该项目已列入上海市人大2022年立法计划。

  本次全国两会,我提交了提案,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浦东探索金融领域立法给予支持和指导,围绕浦东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需要进行立法,突出示范引领和制度集成创新,对部分金融法规作出变通。

  一是支持制定统领浦东金融发展全局的基础立法。建议支持制定浦东新区金融业高水平开放引领区条例,将中央赋予的重大任务、各项试点政策和创新实践等整合、上升为一部专门法规,作为浦东金融发展的法治基石,提供更加简明、清晰、友好的制度供给。

  二是支持浦东探索实体部门跨境资金流动负面清单管理。建议授权浦东率先制定跨境资金流动负面清单,对临港新片区实体部门跨境资金流动采用开放度更高、包容性更强的管理模式,积极探索制度型开放新路径。

  三是支持浦东研究完善金融数据治理规则。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在业务经营过程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但尚未有专门针对金融数据的法规。建议支持浦东制定普适性、可落地的阶段性金融数据治理细则,在金融数据流动、数据安全等方面做出更多探索。

  四是支持浦东构建金融争议的高效解决机制。建议支持制定浦东新区金融纠纷调解条例,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在浦东率先建立独立于行政监管部门的第三方专业金融纠纷投诉处理机构,构建“投诉—调解—裁决”一站式争议解决机制,赋予投诉处理机构作出有约束力裁决的权力。

  《金融时报》记者:

  近年来,支付行业保持着高速发展态势,也经历了从线下到线上的变化,疫情更是加速了现金支付向非现金支付的转变,充分满足人民对安全、便捷、高效支付服务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风险点。您如何看待当前支付行业发展现状?您认为需要如何防范支付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

  金鹏辉:近年来,我国以非银行支付机构为代表的支付行业快速发展,支付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新的支付技术不断应用,支付创新层出不穷,移动支付领域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支付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通过持续畅通资金循环渠道,降低资金运转成本,统筹推进支付服务普惠进程,丰富支付产品供给,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服务民生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在展业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是少数头部企业使用低价倾销、交叉补贴等不公平竞争方式抢占市场份额,无序扩张,偏离支付本源。二是少数非银行支付机构因各种内外部原因铤而走险,为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非法交易提供支付服务并以此牟利,违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部分中小支付机构创新能力不足,长期亏损,尚未找到可持续发展之路。

  支付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涉及千家万户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必须坚守“支付为民”的初心,切实加强监管。为此,我建议,加快出台非银行支付机构条例。具体来看,一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支付领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坚决落实平台企业支付业务整改工作。二是坚持严监管常态化,持续加大对支付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特别是要紧扣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打击治理跨境赌博和电信网络诈骗“资金链”。三是推动支付机构回归本源,抓住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有利契机,不断加大金融科技投入,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提供更加安全、高效、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对于部分长期亏损、无业务场景的支付机构,引导其通过引入投资者、合并重组等方式整合资源、壮大规模,或者主动依法有序退出支付市场。

责任编辑:韩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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