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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胜利走向胜利
访金融史研究专家、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

  策划人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即便百万之师,如果后勤补给不足,也会功亏一篑。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工作,老一辈革命家、金融家,用过人的智慧与勇气,实现了党领导的经济、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实现了一次次跨越式发展,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与全国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基础保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重温解放战争中财经战线上的点滴往事,可知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金融事业如何从胜利走向胜利,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26年后的1947年7月14日,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声中,在华北财经会议的基础上,华北财经办事处宣告成立,严谨的经济金融政策,为革命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江水东去,时光荏苒。从1921年成立至今的近百年来,在老一辈革命家、金融家们的不断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发展。回顾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总结经验,沿着历史揭示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行。日前,《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原巡视员、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截取解放战争中的经济、金融工作片段,解析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如何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董必武(左二)听取华北财经会议代表汇报

  在战火中挺立

  《金融时报》记者: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的经济环境是怎样的?

  马林:1946年6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以及外来援助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以劣势兵力挫败国民党军队进攻,争取自卫战争胜利,解放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为此,中共中央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富有远见的方针和政策。在经济方面,中共中央指出: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做持久打算。为了应对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给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金融时报》记者:在经济工作上,解放区面临怎样的处境?采取了哪些措施?

  马林:在关内的各解放区中,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历来是较为扎实有效的。然而,由于受到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度陷入混乱。1946年7月14日,晋冀鲁豫中央局作出紧急决定:“一、不再发票子,所有票子均冻结在银行。二、对市场的机关生产,停止商业贷款和经费垫付。三、银行紧缩银根,收回一批票子来。四、经济部也应少买多抛。五、为渡过难关,冀南、冀鲁豫、太岳、太行等分区行署应将埋伏之资产清理并上交。”

  7月17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作出了关于稳定物价、紧缩通货及财政开支的决定。8月1日,晋冀鲁豫中央局向全区发出了关于稳定物价、巩固本币的指示。文中指出:“近三个月来,我区物价暴涨四倍到八倍。由于物价暴涨、币值下跌,给工农矿业及家庭副业生产以严重打击,并影响整个预算,使我党政军民生活遭受到极大困难。”“要求各地经济、财政、工商、银行等各部门,应统一在党的领导下。各区党委之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讨论策划财经工作。”

  晋冀鲁豫中央局后来向党中央汇报财经工作时指出:“我区在财政工作上,历年来即存在有必须多养兵,必须提高生活待遇标准与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矛盾。在财政财务行政上,均存有上级与下级、地方与军队间的严重矛盾。上级要求集中统一,下级要求独立自主;军队埋怨地方,认为不能保证供给,地方埋怨军队,认为军队把它看成供给部。”这样许多矛盾问题,始终未得着妥善解决,以致财政混乱,互相推诿,互相埋怨,造成党内不团结。由于“时局变化,物价高涨,本币跌落,预算不能维持,矛盾更暴露,有不能继续支持之势”。尽管晋冀鲁豫中央局推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根本问题并未解决”。

  探索财经“根本问题”的破局之道

  《金融时报》记者:晋冀鲁豫解放区如何破解这一“根本问题”?

  马林:为研究如何长期支持部队作战,抵御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全面进攻,1946年9月中下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财经会议,专门研究财经工作,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会议地点选在了邯郸郊区的庞村,因此这次会议又被称作庞村会议。边区政府、军区、财经、供给等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持续了半个月。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三个互为矛盾的基本问题展开:在八年抗战农村经济枯竭的情况下,人民负担能力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最低限度需要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党政军民生活待遇标准,应有多高始能维持?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这三个严峻问题,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这次财经会议,取得了什么成果?

  马林:经过充分讨论和大量反复计算,会议最终找出了三个核心管控指标:一是人民人均负担不能超过小米4斗至4斗2升(全区人均年收入的15%至20%)。二是养兵不能超过30万人(约占全区人口的1%至1.5%)。三是一个士兵的年费用,不能超过小米15石(约2400斤)。会议指出,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是红线,不能触碰。

  从这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关系看,摸清晋冀鲁豫解放区人均最大负担能力(4斗至4斗2升)后,再乘以全区人口总数(约2500万人),全区的财政总收入即可明确;算清每个士兵最低年费用可维持在小米15石(约2400斤)后,再用财政总收入去除,就可知道全区最大极限的脱产人员数量(约为人口总数的2%)。考虑到地方党政人员等的费用,最大养兵数量实际应控制在人口总数的1%至1.5%。

  

  晋冀鲁豫财经领导干部合影

  《金融时报》记者:三个核心管控指标,有何深远意义?

  马林: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确立,意在保证最大限度养兵、最大限度支援前线、最大限度减轻人民负担的基础上,还能做到最大限度地保持财政收支上的相对平衡。只有保持住这种比例关系,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才不至于陷入混乱,才能保证支持长期的战争。这为我党科学地解决战时财经问题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三个核心管控指标能否发挥作用,关键是要看晋冀鲁豫辖内各分区脱产人员的供给标准、养兵数量占比、老百姓的人均负担标准,是否与三个核心管控指标完全一致起来。这实际上是一个标准化过程,因此过去那种各自为政的财经管理体制显然是无法与之相应的。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士兵的年费用有的竟高达4000斤小米;个别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士兵的年费用有的低于2400斤小米,无法保证基本的作战能力。

  因此,为了科学地整合资源,晋冀鲁豫中央局作出决定:立刻成立中央局、区党委两级财经委员会,对外称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强调这个办事处是一个超权力机关,其决定各财经系统均须遵照执行,既可以审核政府的财政预决算,也有权审核军队供给及收支预算账目等,还可直接给工商、贸易、银行等经济部门下达指示。

  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的建立,标志着晋冀鲁豫解放区财经管理体制由过去分散、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快速走向了集中统一,从而为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真正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组织保障。

  《金融时报》记者:党中央如何看待晋冀鲁豫解放区财经会议的研究成果?

  马林:1946年10月27日,晋冀鲁豫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在庞村召开的财经会议情况。11月15日,中共中央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发去电报,高度肯定和赞扬了晋冀鲁豫中央局9月财经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也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将晋冀鲁豫庞村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了各中央局、区党委,并作出重要批示:“在空前大规模长期激烈的内战中,各解放区的财政与经济问题,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各解放区领导机关对此必须严重注意,精密计算,给以正确领导,并动员全党全军及全体人员克服各种困难,以供应战争的浩大消耗,同时又保持人民的生活水准,才能争取战争的胜利。否则由于财政经济的困难及混乱,可以直接妨害与瓦解我们的战争机构,尤其要破裂我们与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从而使战争归于失败。现特将晋冀鲁豫中央局9月财政会议的报告转发各地。他们这个会议从思想上又从实际上正确地解决了财政问题中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核减全部预算的三分之一,而不影响战争的进行,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是在战争中一个有重大价值的会议,望各地切实研究参考,并将各自整理财政经济的经验电告。”

  《金融时报》记者: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工作经验,对全国其他各解放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马林:兵马未到,粮草先行。经济后勤保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在与国民党进行军事、财经斗争的战场上,晋冀鲁豫解放区率先打响了统一财经、科学整合资源的第一枪。

  当时解放战争尚处于国民党全面进攻阶段,各解放区财经工作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如何摆脱这一困境,各解放区都在绞尽脑汁想办法。中共中央在此时推出晋冀鲁豫中央局庞村会议经验,正可谓恰逢其时,进而迅速推动了各解放区辖内财经工作的快速统一。

  中共中央11月15日的指示电文发出之后,迅速引发了各解放区的热烈响应,各地相继召开财经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有关财经工作的指示精神,认真学习庞村会议的经验与成果。其中,晋察冀中央局于1946年12月1日颁布了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三级分别成立财经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晋察冀中央局财经委员会以聂荣臻、黄敬、宋劭文、南汉宸、赵尔陆、姚依林、栗再温7人组成,以聂荣臻、黄敬分任正副主任。随后,晋察冀中央局又研究制定了财经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决定全区财经政策与方针,审查党政军民的财经计划,审核与批准预决算,检查各地区、各机关、各部队的财经供给工作,处置有关财经紧急措施。从晋察冀中央局财经委员会所列的主要职责看,晋察冀中央局显然是吸收了庞村会议的经验成果。

  晋察冀中央局的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相关人员便迅速着手筹备晋察冀解放区的财经会议,以求进一步深入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这期间,财经委员会应是深入研究过解放区财经统一的问题,认为各解放区区际间的财经统一问题也必须解决。而区际间的财经统一问题,只能由中共中央出面解决。这是一次前瞻性的思考,与后来中共中央的财经战略布局完全吻合。

  筑牢革命斗争的坚强后盾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各解放区相对独立的财经工作现状,党中央统筹领导的财经工作,进入怎样的阶段?

  马林:由于各解放区各自为政,互不了解,引发了经济交往中的相互封锁和争夺市场的矛盾,有的还非常激烈,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不利于生产发展和支持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急需相应的改变管理办法,由分散管理逐步走向统一。

  1946年12月30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召开华北经济会议。

  庞村会议的经验成果,让中央看到解决“各自为政”、科学整合资源的时机到了,因此中央直接委托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这次会议,意在把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财经经验介绍给华北、华东、西北、中原等各解放区。各解放区区际间财经工作迈向统一的号角吹响了。

  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召开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指出:“由于空前自卫战争的巨大消耗,已使一切解放区的财经情况陷入困境,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努力动员全体军民一致奋斗,并统一各区步调,利用各区一切财经条件和资源,及实行各区大公无私的互相调剂,完全克服本位主义,才能长期支持战争。”

  《金融时报》记者:华北财经会议主要讨论了哪些内容?

  马林:3月25日,华北财经会议开幕,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晋察冀代表团,团长南汉宸;华东代表团,团长薛暮桥;东道主的晋冀鲁豫代表团,团长杨立三、戎伍胜;晋绥代表团,团长陈希云;陕甘宁代表团,团长白如冰。

  从3月26日起,各解放区代表先后向大会作报告,介绍了各解放区自抗战以来的财经工作发展情况。4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开始讨论经济工作上的急迫问题,一是养兵的最大限度和人民负担的最高限度(即三个核心管控指标的问题),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建设。一个多月的会议,一直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进行的。这段时间,代表们对各解放区区际间货币比价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测算,制定了相互的货币兑换比价关系,讨论通过了货币兑换比价协议(中央于10月24日批准了这一货币兑换比价协议),这是各解放区货币统一的开始,为日后的货币统一创造了必备条件。

  会议在讨论脱产人员合理比例时,薛暮桥指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与货币发行数量同步增长;解放区每一人口的平均货币流通量相当于30斤小米(约合1个银元)。如果货币增加一倍,物价也上升一倍,仍是30斤小米。按照当时生产和生活水平,每一百个居民只能养活两个脱产人员,超过此数就要依靠银行发行货币来供应。”“脱产人员不得超过2%,是保证财政收支平衡的必要条件,如果脱产人员为2.5%,其超过的部分又单靠发行货币透支解决,就有危险了。”会议测算出了当时解放区合理的平均货币流通量,并以此测算出脱产人员的合理比例。

  

  华北财经会议决定

  会议的第三个阶段,是产生一个《华北财经会议综合报告》,并组织大家反复讨论和修改。5月初,该报告大体定稿。

  《金融时报》记者:华北财经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对财经工作进行了怎样的安排?

  马林:会议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军事对决的成败,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格外关注,并始终把握会议的进程和方向,即便是中央机关在行军转移途中,会议的进程情况也从未脱离过中央的视线。晋冀鲁豫中央局专门成立电报组,每天将会议进展情况及时发给转移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委。

  1947年3月,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敌周旋。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五天之后,中央在行军途中致电贺龙、李井泉、张宗逊,询问陈希云、白如冰、何松龄等有无可能穿过同蒲路出席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刘少奇:“中央工作委员会现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为常委,刘为书记。朱、刘先至晋察冀指导工作一时期,董经五台即转太行参加财经会议,准备担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947年5月4日,中共中央对4月25日《关于华北财经会议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一)同意你们产生一个正式决定,确定各区财经共同方针和各种政策。今后各区银行发行权,各区脱离生产人数比例、人民负担标准、各区贫富间的调剂等,可由中国解放区财经办事处在中央领导之下去统一计划和规定。(二)由财经办事处直接管理几种统税和专卖收益来调剂贫富区域为好,还是只由财办处统一筹划指定富足区域来协助贫弱区域为便利,这两种方式尚望你们再加考虑提出意见。(三)决议文字和调剂办法望电告。董老(董必武)不久可到你处,如来得及,最好待他到达后才作最后决定。各战略区应派办事处代表(副主任),人选尚未得各区电告,你们也可考虑应有哪些人参加才便于今后工作,并电告我们及各区,以便作最后决定交由你们通过。”

  《金融时报》记者:财经会议精神与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怎样的联系?

  马林:华北财经会议的决议,于1947年6月5日报送中央。《决议》明确提出:“目前财政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长期战争的军需供给。抗战期间,我各解放区在财政工作上即存在有:必须大量养兵,必须保障部队生活的一定水准和必须照顾人民负担能力三个基本矛盾。自卫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分散的落后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生产、交通不便与比较近代化的大兵团作战间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必须适当解决,始能支持长期战争。人民负担能力在八年抗战、一年自卫战争后,究竟有多大,能支持多久?为了支持长期自卫战争,争取最后胜利,最低限度究需养兵多少,始能继续作战?一个士兵的生活标准,究应有多高始能维持?会议根据各解放区的材料研究结果,认为:人民负担能力,可能占其生产量的15%~20%;养兵需要而且可能达到人口的1%~1.5%;一个兵的生活水平,每年约需小米16石左右;这个比率,一般不能变动。”

  会议研究过去经验、目前情况,就经济建设、财政任务、精兵简政、开源、整理村财政、调整战勤、金融贸易、交通、组织领导等方面的方针政策均给予了具体的明确。指出“金融货币工作应为发展生产服务。金融货币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促进生产发展。为此,必须建立独立自主的本币市场,排挤蒋币,摆脱蒋币涨落对我的影响,必须调节本币发行数量,掌握重要物资,防止物价波动。”“各解放区间的货币贸易关系,应即进行适当调整,便利人民物资交流,使我对敌经济斗争力量加强,步调一致。”

  《决议》最后指出,“今后财政经济工作,必将更加繁重和困难,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关键。建议各级党委亲自掌握财经工作,动员全党全军及群众力量,共同努力渡过目前严重困难,并把我们的财经工作提高一步。”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对财经工作作了进一步明确指示:“中央批准华北财经会议决议,并且已经成立了华北财经办事处机构,统一领导华北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金融时报》记者:解放战争时期,党对财经工作的探索,对革命战争胜利,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

  马林:华北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带有全国性的财政经济工作专业会议,是解放战争即将由防御转入全面反攻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财经工作会议。会议历时将近三个月,很好地总结了各解放区过去几年工作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统一财经工作的方针,统一了思想认识,取得了圆满的成果,既为集中力量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逐步统一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财经政策,克服各自为政、本位主义思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7月14日,隶属于中央及中央工委的华北财经办事处正式成立。董必武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

  1948年10月21日,董必武在《关于华北财经办事处结束工作的报告》中提到:华北财办的工作“不仅实现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近期目标,而且为统一全国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也为创建新中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做了极其重要的准备”。

  可以说,华北财经会议为全国解放以后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构架雏形从此逐渐形成。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