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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履园与交通银行

  潘履园是清末民初一位知名的银行家、慈善家。随着时光流逝,他的很多事迹已不可考,只余斑驳背影。1915年10月,浙江兴业银行天津支行成立,潘履园任首任经理。1922年,他转赴中孚银行任津行经理。1923年8月,应交通银行协理钱新之、总秘书谢霖之请,转任交通银行津行经理。他主持交通银行津行虽仅一年,却留下不少值得镌刻的记忆。

  提出“发行独立、准备公开”

  经历了1916年、1921年两次挤兑风潮后,交通银行元气大伤,面临严重危机。1922年6月,张謇、钱新之主持交通银行工作,为交通银行带来新生机,但因百端待理,社会对交通银行前途预期并不乐观。交通银行总秘书谢霖曾对当时存在问题作过归纳:营业方向无轨道,公家放款太多,以致呆滞不易转动;行务腐败已久,不易根本革新;人才缺乏,不易延揽;向有党派之臭味,又为官商股份所合组,难脱政治范围取信社会。

  表面上,交通银行经历的两次挤兑风潮,都是与政府关系过近、财政借款拖欠过多有关。潘履园敏锐地意识到,停止向政府垫款只是治其标,发行独立才是治本之策。他在入主交通银行津行后,针对当时交通银行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明确指出:“交行之利,在发行;交行之害,亦在发行。此次发生挤兑风潮,完全由于交行章制不良。鄙人之意,首宜恢复钞信,非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另设发行总库,专办此事不为功。”而后,他专门为更改发行制度致函交通银行总管理处。

  潘履园的提议,与交通银行高层的认识不谋而合。总管理处很快批复,同意津行照潘履园所提办理,先试行兑换券准备金公开。1922年10月1日,津行发行兑换券实行准备公开,“每月均须检查”,并将现金准备与营业资金分开,邀请银行公会、钱商公会和天津总商会派代表检查。

  

  民国时期政治家、慈善家熊希龄题写匾额。

  同时,总管理处“知非改弦更辙不足以巩行基,昕夕研求谋所以根绝风潮之法……而以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为唯一要旨”,在11月16日召开的交通银行董事会上,订立了《交通银行分区发行试办章程》《第一区发行库管理准备规则》《第一区发行总分库办事规则》等,宣布于当日起实行。

  随后,在11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行务会议上,总管理处又正式提出《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办法》,着重强调发行独立之重要性,并特别指出,所谓“发行独立”是指“专设机关办理发行,不隶属于各行而直接于总处,照章收纳准备,乃能发券,毋得通融”。《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办法》中明确,将交通银行在全国的分支划为天津、上海、汉口、奉天、哈尔滨五区,其中,第一区设总库于天津,以北京为第一分库,济南为第二分库,张家口为第三分库,烟台为第四分库,凡区内各行所均有推行本区兑换券、共维信用之责。12月1日,津行发行总库成立,总库“对于发行有监督之权,对于准备有保管之责。以巩固行基,维持信用为职责,并遵照公开办法,邀请各机关随时派员莅库检查,以昭大信”。

  历次挤兑风潮都与一些扑朔迷离的谣言有关,而“谣言止于公开”。通过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交通银行以稳健经营培植元气,行务得到根本性改观。1923年6月第二届行务会议上,总秘书谢霖颇为豪气地宣布,交通银行已经走出最困难的时候,正步向“乐观境地”。1925年4月份的《交通银行月刊增刊》指出,交行自1922年实行“发行独立、准备公开”以来,“风声所树,钞信日增”,“当去年秋季发生公债风潮以后,继至以东南、东北两次战争,金融恐慌达于极点,本行钞票屹然不动,得不蹈前此之覆辙者,赖有此耳”。应该说,这些都与潘履园最初的提议不无关系。

  整旧营新

  民国初年以后,交通银行一直充当政府财政工具,业务重点以经理公债和对政府垫款为主。十多年中,交通银行为政府垫款的数额和次数,难以说清,这也导致部分分行深受其累,首当其冲的便是京行。

  京行在交通银行系统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然而,自1916年开始其经营每况愈下。1916年底,京行存款额占全行存款额的81.09%,到了1922年底,仅占10.89%。更为糟糕的是,因京行垫款占极大比例,且大都得不到归还,导致其呆账比津、沪、汉、哈等行总和还要多。因此,第一届行务会议上,明确了京行暂停营业、开展整顿,其账内的政府欠款全部转归至总管理处清理,同时,成立津行驻京办事处,办理兑钞、汇款等京行应行收解之事宜。

  在潘履园主持下,津行基本全面接管了京行业务,所有北京地名钞券,自12月1日起移交津行驻京办事处接办,嗣后北京钞券不再发行,专用天津钞券。天津钞连同流通在外的北京钞,京、津一律兑现。同时,京行新账移交津行驻京办事处,所有内部往来款项统归其转账,京行不再与各行直接往来;之前所有与京行的往来户,仍归京行清理。也就是说,京行的功能主要是整旧,而营新的事务则归由津行驻京办事处处理。

  经过近一年努力,京行账务得以基本清理。鉴于北京区位的重要性,1923年6月的第二届行务会议上确定,津行驻京办事处归并京行,京行亦于即日复业。

  践约而退

  潘履园为人正直无私,治事严谨,决断公正。对于同事,不论职位高下,一视同仁。且其用人也富有眼光,独具卓识。当时津行襄理张佩绅年轻有为、能力出众,因此深受潘履园倚重,事无巨细都委托张佩绅办理。张佩绅整顿行务有力,仅几个月就成效显现。

  潘履园到津行任职之前,就与交通银行高级管理层约法三章,只在津行服务一年。履新之日,他召集全体同仁谈话:“鄙人承钱新之、谢霖甫两先生一再推毂,嘱为帮忙,固辞不获,但言明约期一年。一年之后,不问交行如何,决计辞职。鄙人为交行帮忙,诸君为鄙人帮忙,自当通力合作,共济艰难。”

  一年后,津行行务虽“日有起色”,但潘履园以约期已满向总管理处提出辞职。虽经总管理处钱新之、谢霖再三挽留,他仍坚持离开,并言过去一年完全是为友谊而帮忙,其“坐言起行,不稍游移,殊可佩仰”。

  1923年11月,江世德接替潘履园任交通银行津行经理。潘履园则在离开交通银行津行后不久,回到浙江兴业银行任津行经理。他到浙江兴业银行津行任职满一年后,亦即辞去,此后长期居住在西子湖畔,借娱晚景。

  潘履园一生长期从事慈善事业,北京香山至今还留存着他捐款修建的履园堂。履园堂于1932年建成,是香山慈幼院的一部分,由民国时期政治家、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熊希龄题写匾额。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