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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伍燕然 教授,博士生导师,九三学社社员,财经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有十年的金融投资研究实务经验,曾历任公募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证券公司投资总部投资经理。

  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十四五”时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后疫情时期扩大消费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财产性收入占比仍偏低,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那么,如何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让老百姓的钱包更丰盈?中国的财经素质教育应从哪些方面着手?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北京师范大学财经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金融系博士生导师伍燕然教授,请他梳理了财富管理行业目前的发展阶段,并探寻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成熟路径和长效机制。

  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

  《金融时报》记者: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投资渠道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速加快。您如何看待财富管理行业最近十年来的发展?我国居民理财有哪些显著变化?

  伍燕然:近十年来,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迅速。具体来看,截至2012年年末,我国财富管理规模为27万亿元;2017年年末,我国财富管理规模已超过了120万亿元,增长了四倍之多。但是,坦白来说,这一时期财富管理行业有野蛮生长的态势,金融逐渐“脱实向虚”。2018年我国出台了资管新规及其实施细则,打破了财富管理市场的既有格局。此后,金融机构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调整,财富业务也逐步回归本源,规模增速虽不及往年,但总体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这不仅得益于我国不断健全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得益于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供需的角度来进行解释。

  首先看需求端,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尤其是高净值客户数量的增长,这使得相关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不断提升;其次看供给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阶段,各行各业发展形势良好,投资前景广阔,客观上增加了财富管理行业的投资渠道,有利于拓宽其业务范围;再加上金融科技的助力,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促进了财富管理行业的稳步持续发展。

  我国居民理财方面,从人均角度来看,2020年我国人均财产性净收入达2791元,同比增长6.6%,比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高1.9个百分点。对比2013年的人均财产性净收入1423元,七年间翻了一番。然而,当我们把考察的角度换成绝对数量与在收入中的占比来看时,便会明显地发现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绝对数并不高,且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偏低。据调查统计,2020年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资性收入、营业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占比分别为55.7%、16.5%、8.7%和19.2%。从居民理财产品结构来看,由于近年来我国房产净值持续增长,助推了家庭房产投资的热情,房产净值占家庭总财产的比重进一步提高。此外,由于居民的金融素养逐步提高,金融市场上理财产品层出不穷,促使了我国居民投资理财方式进一步多样化。但总体而言,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依旧单一,近九成的金融资产集中于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这一比重超过60%的国家仅有三个。医疗、养老和子女教育等预防性需求仍是影响家庭理财的重要因素。

  提高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广大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来说,如何多渠道将财产衍生出财产性收入,从而提高其长期消费预期,促进经济复苏?

  伍燕然:稳定和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十四五”时期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举措。就我国目前情况看,财产性收入占比仍偏低,有着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国居民的大部分资产集中在房产和存款上,而发达国家居民在金融市场、房地产、养老保险计划上的资产分配相对均衡。表面上是由于我国居民(主要是中高收入居民)过度偏好低收益、低风险资产,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我国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较发达国家高,这是投资者趋利避害的结果;还有预防性储蓄(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以及居民财经素养低的原因;此外也有行为金融方面的解释,即投资者短视,这是全世界投资者共有的行为偏差,只不过我国投资者表现得更加明显。

  综上所述,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全面完善产权制度,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制度保障,还有降低投资的政策风险能够稳定居民投资预期;其次是加强监管,增强市场信息透明度的同时,完善分红激励制度,稳定资本市场财产性收入预期;再次是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促进金融知识的普及,使得居民可以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合理有效地管理财产,在实现财富积累的同时提高财产性收入;最后,我国正在逐步完善医疗、教育、养老体系,减轻居民在医疗、教育、养老方面的负担,比如个税抵扣、社保基金、医保的改革等,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以考虑继续加大力度,进一步让利于民。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低收入群体,仅靠其自身是几乎没有办法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因为这部分群体的实际收入仅能勉强度日,难以有财产的积累,而没有原始积累便不会有财富增值。并且其抗风险能力低,很容易因病、因骗或者人生遭遇重大变故致贫。因此,对于这部分低收入群体,只能通过外在力量,如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改变。可以考虑给低收入群体发放消费券,提供免费的大病保险和低价甚至免费的一些教育培训,使其掌握一些生存技能和基本的财经素养。在他们能获得更多的、稳定的工资收入基础上,再提高其财产性收入。其中,基本的财经素养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相当程度地避免这些弱势群体上当受骗,陷入极度贫困,影响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在具备了基本的财经素养之后,低收入群体才能更好地利用政府与市场所创造的条件,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增加自身的财产性收入,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否则此类人群很容易成为新一代的“韭菜”。

  有效有序地开展财经素养教育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我们也看到,人们日益增长的财富水平同当下投资者教育不匹配,导致居民财富无法得到有效分配实现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会资本无法高效运转。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您认为应该怎样提高国民的财经素养,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伍燕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使得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面临更多风险,这不仅需要人们掌握一定的财经知识和理财技能,更要有正确的金钱观、财富观和人生观,即财经素养。根据北师大财经素质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居民财经素养白皮书》,仅有不到4%的被调查者接受过财经素质教育,而且受教育程度与财经素养呈现负相关。青年人普遍存在着物质主义突出、金钱态度有偏等不理性行为。尤其是90后大学生中,财经观念存在明显误区,消费社会化、无计划等问题突出,财经素养欠缺,风险甄别能力不足。

  鉴于此种现状,针对如何有效有序地开展财经素养教育,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出具有基本的财经知识和能力的合格投资者,需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首先要高度重视财经素养教育,重新认识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财经素养教育的特点是普及性和基础性,是理解基本的经济金融概念以及长期规划与自我管理等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长期以来,该问题始终被忽视。在现代经济中,学校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化地位,轻视财经素养培养的重要性,导致年轻人缺乏科学正确的财经素养。然而,他们未来面临的财务决策和选择将更加多样化,需要承担更广泛的财务责任。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尽快出台财经素养教育相关支持政策,推动和普及公民财经素养教育。

  其次,建立财经素养教育的运行体系,推动财经素质教育与教育改革相融合。证监会、教育部曾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证券期货知识普及教育的合作备忘录》,推动证券期货知识有机融入课程教材体系。基础教育阶段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在相关学科课程和教材中有机融入证券期货知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设投资理财课程。高等教育阶段,鼓励有条件院校面向全体学生开设证券期货知识相关课程。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小军建议以“学生为本,国家为重”“正确的劳动观、合理的金钱观、正义的财富观”等为财经素养教育理念与目标,正确引导、合理规范学校开展具有“经济意义和教育意义”的财经素养教育,切实避免片面商业化现象。学校作为开展财经素养教育的主力,应开发系统的财经素质教材、培育专业教师队伍;通过课堂讲授、活动、游戏和项目制学习,加强学生价值观和跨学科能力培养;制定科学标准,指导财经素养教育实践,推动财经素养教育的普及和发展;鼓励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行业、金融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财经素养教育活动中。

  最后,应制定科学的财经素养教育评价标准。针对学生的不同年龄段,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

  健全和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体制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市场是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场所。如何健全和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体制,使其朝着更加合理、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

  伍燕然:健全和完善规范的金融市场体制,关键是减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一是继续推进金融市场法治化进程,建立统一的金融市场执法机制,弥补执法短板,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效力和震慑力,提高违法成本。事实上,世界上只有美国的直接融资比例最高,其他国家如日本、德国等都不高,原因有三点:其一,美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最严格,对造假和选择性披露信息惩罚力度大,使得造假得不偿失;其二,美国有集体诉讼,索赔金额大,诉讼成本较低;其三,美国对于举报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人有高额奖励。根据美国的规定,因举报人的举报行为导致执法行动获得成功的,如果案件的制裁金额超过100万美元,举报人将获得罚款金额10%到30%的奖金。

  二是进一步明确和规范金融中介机构行为,引导金融中介机构挖掘发布有效信息。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和评级机构要真正行使“看门人”的职责,为建立健康的金融生态环境把好关。最近,我国证券法加大了对金融中介和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特别是入刑,起到很强的震慑作用。比如,今年1月31日,证监会发审委发布“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抽签情况”。根据公告,参与抽签企业为2021年1月30日前受理的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共20家(中签约5%)。但中签的20家企业皆主动撤回了自己的申请(因为主动撤回申请可以免于被现场检查),其背后的原因不禁发人深思。

  三是鼓励内部人对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举报,提高奖励金额,可考虑为罚金总额的10%~30%,并且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根据我国《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2020年修订)中第十三条规定,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经调查属实,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且罚没款金额在10万元以上的,按罚没款金额的1%对举报人进行奖励;最高上限只有60万元,而且含税。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的落实,通过科技赋能金融产品创新能否降低居民获得专业财富管理服务的门槛,使其能够更好分享中国经济红利,提升财产性收入?

  伍燕然:是的,2013年被普遍视为互联网金融元年。至今短短几年时间内,财富管理行业快速发展,居民财富管理的门槛日趋降低。如腾讯理财通和余额宝等,满足了客户资产数额小、流动性强的要求,而其他的基金理财项目,同样手续快捷、信息清晰,降低了对客户知识和精力的要求。这些都有利于激励居民参与投资理财,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此外,金融科技可以提高风险控制的有效性,加快风险识别速度,缓解风险控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帮助居民提高风险预测、识别、防范和化解的能力。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也要注意金融科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财富管理门槛降低之后,移动端投资更加便捷,因直觉思维的影响,投资决策较以往更加迅速,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非理性行为,导致投资理财的结果不太理想。同时,也应重视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金融科技的发展将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复杂性增加。并且,风险传导速度也相应加快,市场交易更易趋同,增强金融市场波动性和顺周期性,导致金融系统性潜在风险有所提升。此外,由于金融科技的发展,极大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数据挖掘能力,这不仅反映在数据挖掘的广度上,还反映在数据挖掘的深度上。因此,应当更加重视对投资者的个人信息、交易信息、关联信息等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

责任编辑:袁浩